香港頑治性抑鬱症圓桌論壇聚焦治療挑戰與社會負擔 倡議政策支援與跨領域合作 打造無縫支援網絡
利民會今日舉辦「香港頑治性抑鬱症圓桌論壇」，邀得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狄志遠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臨床教授陳秀雯教授、利民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芊嵐博士、利民會臨床心理學家江偉賢博士，利民會高級經理、資深社工蘇嘉寶姑娘，以及復元人士與照顧者代表，進行跨專業、多角度的深度對話。一眾專家及學者促請醫管局將「頑治性抑鬱症」定義化並建立官方統計，擴大藥物及治療方法的選擇，以及加強醫療、社福系統的合作，避免前線支援斷層。
全港抑鬱症患者高達30萬 逾5萬人屬「頑治性抑鬱症」卻成為數據黑洞
是次論壇旨在深入探討本港頑治性抑鬱症的現狀、挑戰與應對策略，旨在剖析頑治性抑鬱症對患者、家庭與醫療系統造成的負擔，以提升公眾對頑治性抑鬱症問題的了解，同時促請社會各界正視此日益嚴峻的精神健康議題。
論壇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芊嵐博士指出一個關鍵問題：「頑治性抑鬱症」並非正式臨床專稱，導致醫院管理局雖有抑鬱症病人統計，卻缺乏「頑治性抑鬱症」的官方數據。根據最近估算，抑鬱症個案持續攀升，全港約有30萬名抑鬱症患者，當中多達5萬4千人可能屬於「頑治性抑鬱症」，即患者在服用至少兩種常規抗抑鬱治療後仍未見效。這群「隱藏」的重症患者不僅長期承受反覆病發之苦，正面臨更高的自殺風險，社會功能衰退及醫療負擔亦遠高於一般抑鬱症患者，對家庭、社會及整體醫療系統構成深遠挑戰。
醫療系統承壓 患者缺乏清晰治療路線圖
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臨床教授陳秀雯教授直指當前醫療系統的困境：「精神科醫生在門診診症時間不足，難以深入跟進複雜病例，而患者則缺乏清晰的治療路線圖，在嘗試不同藥物過程中亦會有無力感。」
陳教授解釋，頑治性抑鬱症的成因複雜，涉及個人生理、心理和成長背景因素，以及社經、朋輩/家庭/職場人際關係上的壓力。因此「沒有單一治療方案」，必須跨界別合作。
她又強調：「抑鬱症是所有精神病中社會成本最高的疾病，若不及早介入，十年後的死亡率及醫療開支將持續上升。然而，新藥價格昂貴，且本港缺乏專門的「頑治性抑鬱症個案統籌員」來協調治療。」她倡議，除了藥物，必須加強心理治療、社區支援等非藥物介入，並參考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推動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的「三層架構」支援模式，在學校及工作場所建立友善空間與支援文化，從預防著手。
重症患者陷入孤獨絕境 急需接納與耐性
利民會臨床心理學家江偉賢博士從患者心路歷程切入，描述他們從初感不開心、情緒底落，到嘗試各種自助的方法不果，才尋求醫療協助。但藥到卻未能病除，有不少患者更因病程漫長而面臨「眾叛親離，久病床前無孝子」的境地。他強調：「頑治性抑鬱症是一場持久戰，患者已耗盡自身耐性與資源，極需身邊人及專業同工給予認同、接納與耐性。」
江博士又指出除了照顧者外，有時連助人專業都可能在陪伴患者起起伏伏的病情中感到挫敗無助，因此加強前線社工與輔導員對頑治性抑鬱症的專業培訓亦至關重要，讓他們能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孤單與無助，提供真正需要的愛與關懷。
促政府增撥資源 強化社區精神健康支援網絡
利民會高級經理兼資深社工蘇嘉寶姑娘指出，現時前線精神健康服務正面對資源不足及服務分割的困境。雖然政府已於全港18區設立25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每隊約25人的專業團隊（包括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護士及職業治療師）需服務當區約33萬人口。以本港約30萬名抑鬱症患者計算，每區平均約有1.6萬名患者，未計其他精神病患者，反映現時社區精神健康支援人手與資源遠遠未能應付實際需要，更遑論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
現行分流機制雖能優先處理高危及重症個案，但已佔據大部分人力資源，前線同工同時亦需應對不斷上升的整體服務需求，壓力沉重。蘇姑娘建議政府應增撥人手資源及擴展服務會址，並強化社區支援網絡，讓隱蔽、缺乏親友支援、未曾接觸服務的病患者也能獲得適切協助。她強調，精神健康與身體健康同樣重要，應獲得同等重視。社區每一位市民都可成為身邊人的身心健康守護者，共同建構精神健康友善社區。她呼籲政府推動跨界別合作，完善服務之間的涵接，透過「及早預防、及早識別、及早求助、及早介入、及早治療」，以承托不同程度及需要的個案，真正落實「不讓任何人被遺忘」的精神健康支援願景。
真實案例揭示家庭困境與康復歷程
照顧者孫太分享其兒子自18歲起罹患抑鬱症，至今已患病16年。其間治療效果不彰，自殺行為反覆發生，令她承受巨大壓力：「當你試過所有不同方法，藥換了一種又一種，病情卻依然反覆時，那種絕望感足以吞噬整個家庭。」
孫太回憶道，「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該去哪裏，該問誰。每個部門、每個機構都好像只負責一小部分，沒有人能告訴我們一條完整的路該怎麼走。我們感覺被整個系統遺忘了。」她近年開始透過參與各種家屬活動，學習自我關懷，重視自己的精神健康需要。她的兒子現在嘗試重投社會工作，尋找輔助就業支援中，她期盼僱主可以接納復元人士，提供一個共融的工作環境。
復元人士阿芝在論壇上分享了與抑鬱症共存長達十年的歷程。她坦言，照顧父母的責任及兄弟姊妹的不諒解讓她感到沉重。母親去世後，她經歷了嚴重的失眠，情緒困擾，經轉介專科後確診抑鬱症。在這段艱難的時期，她也曾考慮過自殺。
後來她向利民會求助，通過藥物、心理輔導、復元公民小組、行為治療等，現在已康復七八成，並成為「真人圖書」，向不同院校、社會福利機構等分享自身復元經歷，鼓勵大家積極面對情緒病。阿芝的個案真切地反映了重大生活壓力事件（如長期照顧、喪親）與頑治性抑鬱症之間的緊密關聯。
倡議政府三管齊下 帶頭推動政策改革
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狄志遠博士從政策層面提出具體建議。他強調，政府必須帶頭推動三方面工作：「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藥物支援，包括檢視藥物名冊，引入並資助創新療法；另外在社區及家庭支援方面，可以強化社區照顧網絡，減輕照顧者及其家庭的負擔；在公眾教育及預防方面，應該提升社會對精神健康重要性的認知，消除公眾對精神病的污名和標籤。」
他又透露，已正式去信醫院管理局，要求提供更多關於抑鬱症及頑治性抑鬱症的數據分析，包括輪候時間、嚴重個案數字等，以進一步研究及填補政策制定的數據空白。
多元專業觀點：從臨床到政策的全方位探討
是次圓桌論壇達成共識，一眾學者及專家認為應對頑治性抑鬱症必須採取緊急行動，並促請政府及社會各界：
- 正視數據缺口：將「頑治性抑鬱症」定義化並建立官方統計，以監測實況及評估政策成效。
- 增撥資源與完善治療階梯：增加對創新療法、心理治療及社區支援的恆常資助，設立清晰的治療路徑與個案管理制度。
- 強化社區安全網：擴大社區精神健康團隊，增設照顧者喘息服務、就業支援及朋輩輔導。
- 跨部門協作：推動跨界別協作與公眾教育，加強醫療、社會福利及就業支援等多方面協助，並透過公眾教育消除標籤，營造接納支持的社會氛圍。
營造對精神健康友善的工作場所和學習環境，以及支持復元人士重投社會。
關於利民會
利民會期望透過是次論壇，喚起政府與公眾對這群「隱藏」重症患者的重視，促進政策資源投放、完善治療模式與社區支援網絡，為患者及其家庭尋求出路，為構建更健全的香港精神健康體系踏出堅實一步。
利民會今日舉辦「香港頑治性抑鬱症圓桌論壇」，邀得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狄志遠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臨床教授陳秀雯教授、利民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芊嵐博士、利民會臨床心理學家江偉賢博士，利民會高級經理、資深社工蘇嘉寶姑娘，以及復元人士與照顧者代表，進行跨專業、多角度的深度對話。一眾專家及學者促請醫管局將「頑治性抑鬱症」定義化並建立官方統計，擴大藥物及治療方法的選擇，以及加強醫療、社福系統的合作，避免前線支援斷層。
全港抑鬱症患者高達30萬 逾5萬人屬「頑治性抑鬱症」卻成為數據黑洞
是次論壇旨在深入探討本港頑治性抑鬱症的現狀、挑戰與應對策略，旨在剖析頑治性抑鬱症對患者、家庭與醫療系統造成的負擔，以提升公眾對頑治性抑鬱症問題的了解，同時促請社會各界正視此日益嚴峻的精神健康議題。
論壇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芊嵐博士指出一個關鍵問題：「頑治性抑鬱症」並非正式臨床專稱，導致醫院管理局雖有抑鬱症病人統計，卻缺乏「頑治性抑鬱症」的官方數據。根據最近估算，抑鬱症個案持續攀升，全港約有30萬名抑鬱症患者，當中多達5萬4千人可能屬於「頑治性抑鬱症」，即患者在服用至少兩種常規抗抑鬱治療後仍未見效。這群「隱藏」的重症患者不僅長期承受反覆病發之苦，正面臨更高的自殺風險，社會功能衰退及醫療負擔亦遠高於一般抑鬱症患者，對家庭、社會及整體醫療系統構成深遠挑戰。
醫療系統承壓 患者缺乏清晰治療路線圖
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臨床教授陳秀雯教授直指當前醫療系統的困境：「精神科醫生在門診診症時間不足，難以深入跟進複雜病例，而患者則缺乏清晰的治療路線圖，在嘗試不同藥物過程中亦會有無力感。」
陳教授解釋，頑治性抑鬱症的成因複雜，涉及個人生理、心理和成長背景因素，以及社經、朋輩/家庭/職場人際關係上的壓力。因此「沒有單一治療方案」，必須跨界別合作。
她又強調：「抑鬱症是所有精神病中社會成本最高的疾病，若不及早介入，十年後的死亡率及醫療開支將持續上升。然而，新藥價格昂貴，且本港缺乏專門的「頑治性抑鬱症個案統籌員」來協調治療。」她倡議，除了藥物，必須加強心理治療、社區支援等非藥物介入，並參考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推動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的「三層架構」支援模式，在學校及工作場所建立友善空間與支援文化，從預防著手。
重症患者陷入孤獨絕境 急需接納與耐性
利民會臨床心理學家江偉賢博士從患者心路歷程切入，描述他們從初感不開心、情緒底落，到嘗試各種自助的方法不果，才尋求醫療協助。但藥到卻未能病除，有不少患者更因病程漫長而面臨「眾叛親離，久病床前無孝子」的境地。他強調：「頑治性抑鬱症是一場持久戰，患者已耗盡自身耐性與資源，極需身邊人及專業同工給予認同、接納與耐性。」
江博士又指出除了照顧者外，有時連助人專業都可能在陪伴患者起起伏伏的病情中感到挫敗無助，因此加強前線社工與輔導員對頑治性抑鬱症的專業培訓亦至關重要，讓他們能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孤單與無助，提供真正需要的愛與關懷。
促政府增撥資源 強化社區精神健康支援網絡
利民會高級經理兼資深社工蘇嘉寶姑娘指出，現時前線精神健康服務正面對資源不足及服務分割的困境。雖然政府已於全港18區設立25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每隊約25人的專業團隊（包括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護士及職業治療師）需服務當區約33萬人口。以本港約30萬名抑鬱症患者計算，每區平均約有1.6萬名患者，未計其他精神病患者，反映現時社區精神健康支援人手與資源遠遠未能應付實際需要，更遑論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
現行分流機制雖能優先處理高危及重症個案，但已佔據大部分人力資源，前線同工同時亦需應對不斷上升的整體服務需求，壓力沉重。蘇姑娘建議政府應增撥人手資源及擴展服務會址，並強化社區支援網絡，讓隱蔽、缺乏親友支援、未曾接觸服務的病患者也能獲得適切協助。她強調，精神健康與身體健康同樣重要，應獲得同等重視。社區每一位市民都可成為身邊人的身心健康守護者，共同建構精神健康友善社區。她呼籲政府推動跨界別合作，完善服務之間的涵接，透過「及早預防、及早識別、及早求助、及早介入、及早治療」，以承托不同程度及需要的個案，真正落實「不讓任何人被遺忘」的精神健康支援願景。
真實案例揭示家庭困境與康復歷程
照顧者孫太分享其兒子自18歲起罹患抑鬱症，至今已患病16年。其間治療效果不彰，自殺行為反覆發生，令她承受巨大壓力：「當你試過所有不同方法，藥換了一種又一種，病情卻依然反覆時，那種絕望感足以吞噬整個家庭。」
孫太回憶道，「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該去哪裏，該問誰。每個部門、每個機構都好像只負責一小部分，沒有人能告訴我們一條完整的路該怎麼走。我們感覺被整個系統遺忘了。」她近年開始透過參與各種家屬活動，學習自我關懷，重視自己的精神健康需要。她的兒子現在嘗試重投社會工作，尋找輔助就業支援中，她期盼僱主可以接納復元人士，提供一個共融的工作環境。
復元人士阿芝在論壇上分享了與抑鬱症共存長達十年的歷程。她坦言，照顧父母的責任及兄弟姊妹的不諒解讓她感到沉重。母親去世後，她經歷了嚴重的失眠，情緒困擾，經轉介專科後確診抑鬱症。在這段艱難的時期，她也曾考慮過自殺。
後來她向利民會求助，通過藥物、心理輔導、復元公民小組、行為治療等，現在已康復七八成，並成為「真人圖書」，向不同院校、社會福利機構等分享自身復元經歷，鼓勵大家積極面對情緒病。阿芝的個案真切地反映了重大生活壓力事件（如長期照顧、喪親）與頑治性抑鬱症之間的緊密關聯。
倡議政府三管齊下 帶頭推動政策改革
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狄志遠博士從政策層面提出具體建議。他強調，政府必須帶頭推動三方面工作：「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藥物支援，包括檢視藥物名冊，引入並資助創新療法；另外在社區及家庭支援方面，可以強化社區照顧網絡，減輕照顧者及其家庭的負擔；在公眾教育及預防方面，應該提升社會對精神健康重要性的認知，消除公眾對精神病的污名和標籤。」
他又透露，已正式去信醫院管理局，要求提供更多關於抑鬱症及頑治性抑鬱症的數據分析，包括輪候時間、嚴重個案數字等，以進一步研究及填補政策制定的數據空白。
多元專業觀點：從臨床到政策的全方位探討
是次圓桌論壇達成共識，一眾學者及專家認為應對頑治性抑鬱症必須採取緊急行動，並促請政府及社會各界：
- 正視數據缺口：將「頑治性抑鬱症」定義化並建立官方統計，以監測實況及評估政策成效。
- 增撥資源與完善治療階梯：增加對創新療法、心理治療及社區支援的恆常資助，設立清晰的治療路徑與個案管理制度。
- 強化社區安全網：擴大社區精神健康團隊，增設照顧者喘息服務、就業支援及朋輩輔導。
- 跨部門協作：推動跨界別協作與公眾教育，加強醫療、社會福利及就業支援等多方面協助，並透過公眾教育消除標籤，營造接納支持的社會氛圍。
營造對精神健康友善的工作場所和學習環境，以及支持復元人士重投社會。
關於利民會
利民會期望透過是次論壇，喚起政府與公眾對這群「隱藏」重症患者的重視，促進政策資源投放、完善治療模式與社區支援網絡，為患者及其家庭尋求出路，為構建更健全的香港精神健康體系踏出堅實一步。
